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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學良給大陸寫的第一封信
日期:2018-12-12 19:01:16  來源:友情轉載    字號: T | T

西安事變82周年、兩岸“三通”10周年之際,聽杜重遠、侯御之長女杜毅考證——
 
“張學良給大陸寫的第一封信”
 
作者:郭泉真 來源:解放日報
 
  杜重遠是誰?
 
  他和張學良關系有多密切?
 
  張學良給大陸第一封信為何寫給他夫人侯御之?
 
  丈夫為國犧牲后,侯御之又如何為祖國發展與海峽兩岸,奉獻到生命盡頭?
 
  杜家兩代,一門愛國。老輩人的畢生牽掛,后來者的念念不忘,國與家的民族大義。12月12日是西安事變82周年,15日是兩岸“三通”10周年,今年是杜重遠誕辰120周年。回首父親杜重遠、母親侯御之對祖國的深深熱愛,長女杜毅向記者展示,張學良在95歲高齡,歷經人生風云之后,動情為杜重遠寫下,這樣的最后四字評價——“大公無我”。
 
  這是相知,也是共同的精神體認。
 
  “知名不具”
 
  這封信的落款,是“知名不具”。
 
  只在信封上面,寫完寄出地址“臺北市北投區”后,署有一個“張”。
 
  信封上的寄送地址是“上海市愚園路719號”,寄送對象是“侯御之女士玉啟”。
 
  “一位拍紀錄片的臺灣人,和晚年張學良關系密切,考證說1949年后,張學良給大陸寫的第一封信,是寫給我母親侯御之的這一封。我記得這部紀錄片在中央電視臺播放過,里面也說了這個話。”杜毅說。
 
  這封信哪一年寄出的?
 
  郵戳難辨,文末只寫了月日,沒有哪一年。
 
  記者查到,2008年12月15日,兩岸終于直接通郵、“全面三通”之際,新華社一篇報道寫到:迫于島內民眾壓力,1988年3月,臺灣當局同意,臺灣民眾給大陸親友的信件,可由臺灣紅十字組織經香港郵局,轉寄大陸;1989年6月起,臺灣郵政部門開始直接收寄到大陸的信件,兩岸郵件總包直封并經香港、澳門轉運,這意味著兩岸郵政業務開始間接互動。
 
  而在信封上,在“侯御之女士玉啟”幾字旁,不知誰寫下一串數字:89、11、26——12、2(后面一字看不清),以及一個“收”字。頗像是指1989年11月26日寫好寄出,12月2日收到。
 
  杜毅仔細辨認后,興奮地說,“這極可能就是我媽媽寫下來備忘的,最后這個‘收’,就是媽媽的字跡”。
 
  另一個佐證是,文末落款日期,看去也是“十一月二十六日”,和“11、26”一致。
 
  如是,則在1989年,暌違40年后,張學良給大陸寄出了第一封信。
 
  觸動他的“破冰者”,是杜重遠。
 
  雖然此時杜重遠早已不在人間,雖然“少帥”此時也已88歲,視力衰退,寫字費力,垂垂老矣,但一接到老友遺屬消息,依然很快復信,全文字字動情——
 
  “御之夫人惠鑒:十一月十日來信和相片八張,俱已收到。我十分欣慰。你辛苦撫養子女成人,仲(重)遠有知,當亦含笑地下也。我也為你驕傲。我目力衰退,書寫費力,恕不多寫。愿,上帝祝福您們!知名不具。”
 
  “知名不具”,實在因相知太深。
 
  早在杜侯訂婚,“少帥”就曾親送賀禮。60多年后,侯御之著文回憶:“一九三二年底,我從國外學成歸來,重遠正忙于抗日救亡活動。無暇擇日,而是撞日訂婚,假座于北京鐵道學院,舉行儀式。那天先是微雨,漸成小雪。鉛沉沉的天空,仿佛也展示著中華民族的苦難。我穿一身黑色絲絨旗袍,未施脂粉,僅一雙紅鞋,略志喜慶。漢卿先生還送來了賀禮——一個心形金盾,當中鐫刻一個愛字。他語重心長地祝賀說:‘愿你們舉案齊眉,白頭偕老。我送的這顆愛心,象征著你們永結同心,也象征著我們萬眾一心,復我河山,祝你們早度幸福時光。’”不久,杜重遠就隨張學良前往熱河抗日前線動員。
 
  而更早在東北,青年杜重遠,就成為了張學良“十分敬重的幕僚和摯友”。
 
  “功不可沒”
 
  西安事變時,周恩來代表中共提出的聯合政府幾位負責人名單中,第一位是宋慶齡,第二位是杜重遠。
 
  僅此,便足見他當時的聲望和地位。
 
  如果再多了解一點近代史,便會知道,在著名的“新生事件”中,他接過鄒韜奮的火炬,在《生活周刊》被封后,挺身接辦《新生周刊》,繼續“不可中斷”的抗日宣傳,卻因刊載一篇《閑話皇帝》,被日寇和當局作為借口,封刊捕人。
 
  審判中,他嚴詞責問:“愛國何罪?”大聲疾呼:“中國法律被日本人征服了!”
 
  旁聽席群情憤慨,學生市民游行,一時震驚中外。
 
  滬上一位近代史學者向記者表示,新近史料發現,圍繞“新生事件”,當時的日本高層與中國高層之間,有著諸多交涉往來,僅故事之緊張、精彩,已可拍一部電影。況且,從前后局勢及學術層面看,這一事件的歷史作用,還有很大的認識空間。
 
  杜毅則一直記得,父親入獄一年多,母親侯御之特意住進了監獄附近的一個破廟,以便就近照顧。
 
  也是在獄中,杜重遠寫信、托友,說動張學良轉變“內戰”思想,與楊虎城和解,和共產黨接觸。1936年4月,張學良借機來滬秘密相見。9月杜重遠刑滿出獄后,又很快在11月前往西安,再度堅定張學良“聯共抗日”決心。此時,距西安事變爆發,已不到兩個星期。
 
  60多年后,習仲勛在文章中特別強調:“在這里應當記住,杜重遠是促使張學良與東北軍轉變的最初推動者。正是他根據周恩來的指示,對張學良反復做了大量的工作,才會有以后發生的事情。杜重遠功不可沒。”
 
  西安事變、新生事件,恐怕是不少人所知杜重遠的全部了。但其實,他和他的家人,都有太多傳奇。
 
  農家子弟,品學兼優,19歲考取官費留學日本……如果說這些還是“常見情節”,那么,杜重遠當時在日本所讀的學校,尤其專業,都不尋常。
 
  在杜毅的介紹中,杜重遠讀的是東京高等工業學校,所學陶瓷制造專業,是那個時代的現代化前沿。學成回國,杜重遠在沈陽創辦肇新窯業公司,被認為是中國第一家現代化工廠。
 
  不到30歲,這位年輕的實業家,就被推舉為沈陽市商會副會長,成為工商界著名人士,又任張學良秘書,成為外交工作的得力助手。“九·一八”事變后,被迫流亡關內,他又是張學良在北平成立的智囊核心組成員之一,專為重大問題出謀劃策,曾多次批評張學良,“不能對蔣介石抱幻想”,應該“舉起抗日的旗幟,打回老家去”。張學良給他寫信說:“幾年來教訓頗多,特別是一年來,由于認識上的錯誤,一誤再誤。決心改弦更張,希望老朋友不要摒棄我。”
 
  杜重遠的最初夢想,是讓中國人用本國生產的陶器瓷器,把日貨洋貨趕出去。
 
  是愛國,切膚之痛與民族大義,讓他轉向為國呼吁、四處奔走,直至不幸被軍閥秘密殺害。
 
  說起父親的犧牲,年逾古稀的杜毅,至今依然淚垂。
 
  這是她的切膚之痛。
 
  “天下為懷”
 
  直到半世紀后的1996年,張學良依然一見杜毅,脫口第一句話,不是寒暄,而是發問:“我一直想不通,盛世才為什么這么殘忍殺你爸爸,為什么?他到日本留學,你爸爸還資助過他的呀!”
 
  新疆軍閥盛世才,先是高舉抗日旗幟,偽裝進步,聯共聯蘇,又在希特勒進攻蘇聯后,背棄共產黨,投靠蔣介石,捏造罪名,殺害陳潭秋、毛澤民等在疆共產黨人及老同學杜重遠。
 
  為了繼續抗日,杜重遠看中新疆,想為中國建一個后方大基地。
 
  就此,1939年,他放棄大城市生活,帶家人赴艱苦邊陲,出任新疆學院院長,培訓組織學生有聲有色。40多年后,年過花甲的學生們,追憶杜院長,仍哭到嚎啕。
 
  就此,他一去不返。停職軟禁,嚴刑拷打,秘密處死,尸骨未存。
 
  在一份悲憤訴狀中,侯御之寫道,“自杜重遠被捕以后,生不見人,死不見鬼”,她和孩子們則被“門外設警軟禁,室內親族朋友不準接見,不準通信,衣食不足,常三五日不得一飽,冤慘恐怖,凌辱備嘗”。一方面,是“盛世才親詢,使用非刑,杜重遠作長聲呼號達十六日之久”。另一方面,是從小家境優渥,人稱“公主”的侯御之,和幼小子女一起,被盛世才故意關進結核傳染病院,和病人混居在一起,企圖借刀殺人。
 
  當時染上結核病,很難醫治。一位院士告訴記者,真正對結核菌有效的利福霉素及衍生物,要到上世紀60年代才發明。而當時是上世紀40年代,杜毅有次發熱病危,醫生一度對侯御之說:“你趕快準備后事吧。我治得了病,治不了命。”
 
  杜毅喟嘆——自己發作了結核性胸膜炎,動不動就發高燒。妹妹杜穎發作了結核性腦膜炎,兩次復發,一度病危。弟弟杜任發作了結核性腹膜炎,最終手術。侯御之自己,也因結核并發重癥,在離疆到重慶后,入院動過手術。一家罹患各種疾病,從此終身痛苦。今年暮春,妹妹杜穎仍病危入院,住進重癥監護室。
 
  1945年8月15日,抗戰勝利之夜,萬眾狂歡,侯御之獨坐痛哭——“我守著病重的大女兒,獨坐斗室。聽到滿街笑語喧嘩,看到一片狂歡的景象,分外懷念重遠。想到他壯志未酬,白骨無存,從此生死兩茫茫,遺下三個幼兒于貧病交迫中,縱有千般酸楚,亦無處話凄涼,在爆竹聲聲中,我竟痛哭失聲。但很快我停淚展眉:重遠一生抗日,倭寇終于投降,應以天下為懷,怎以悲淚祭忠魂?”
 
  這就是侯御之,一位聰穎的“名媛”、“公主”,更是一位有大氣概的奇女子。
 
  離開新疆起,杜毅腦海中,就一直深刻有一個畫面:被盛世才斷食斷水的艱難日子里,有天,家門口來了一位彈冬不拉的維吾爾族老人,餓得無力,彈不動琴了,雖然家里的馕只剩下一半,母親依然拿去給了老人。老人非常感激,努力彎腰致謝,侯御之趕緊回以更深的一躬。那天門外,白白的雪堆,兩個黑影,像剪影似的落入眼簾。
 
  離開杜重遠的日子里,妻侯御之、長女杜毅、子杜任、次女杜穎,為妻者不忘夫囑,為子女者不負父望,綿延七十余年至今,“拳拳赤子之心”愛國。
 
  雖然,往后余生,一度流落街頭,幾次九死一生。
 
  “永垂不朽”
 
  千辛萬苦回到上海,淮海中路上的老宅,卻被抗戰勝利“接收大員”搶房。
 
  “那夜被趕出家門時,記得我還是穿著拖鞋出來的。媽媽也倔,堅決不上對方安排去行政院那邊的車。我跟著媽媽,在老宅馬路對面坐當當車,一直坐到十六鋪,再坐回來。流落街頭什么滋味,我算是親身體會到了。”杜毅感喟。
 
  整個1947年,侯御之和孩子們,都在東一處西一處地住。百樂門樓上,南京西路弄堂里……杜穎記得當時《大美晚報》一篇報道,標題便是《杜重遠身后凄涼》。
 
  終于,那天,侯御之牽著杜毅的手,去看街上一排排睡覺的解放軍。
 
  開國大典后,《人民日報》發表約5000字《中國人民救國會結束宣言》,全文僅提到4個人名:“……在這里應該特別提出的,是救國運動的最卓越的領導者和最堅貞的殉道者鄒韜奮、陶行知、李公樸、杜重遠先生等,他們用了文章、詩歌、著作、講演和組織的才能,在啟發群眾教育群眾的工作中,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,他們為了人民的事業而遭受犧牲。他們成為中國知識分子自我犧牲,為人民盡忠的永久典范。他們和一切為救國運動獻身的人民英雄們將永垂不朽!”
 
  1952年,黨中央委托沈鈞儒、南漢宸、胡愈之等多位同志,去新疆尋找杜重遠遺骨。無奈,“三月無著”。
 
  同樣無奈的,是一種奇詭病癥,終于開始在杜穎身上爆發出來。
 
  杜毅回憶:“白天好好的,看起來沒事,人也不覺得不舒服。一到晚上,就發高燒。”
 
  醫生說,這是最不好的現象。
 
  而且高燒一發就39攝氏度、41攝氏度,退不下來,人抽筋,全身性大出血。
 
  病情復雜,病例罕見,醫務人員幾乎日夜守在病床旁,并召開一次次中西醫大會診。杜毅難忘,先后發過七次病危通知,第二次發下來時,媽媽侯御之就去看了太平間。一個人,坐在太平間門口,哭泣。
 
  關切接二連三:周恩來總理親自為杜穎的疑難重癥,召開全國電話會診;從天津,空運止血粉到上海;從廣西柳州監獄里,請來正在服刑、因能專治惡疾而考慮減刑的羅氏中醫傳人,派法警押送到上海,為杜穎診治。
 
  “周伯伯真有魄力。”杜毅感念,小妹奇跡般轉危為安,“住院三年,半愈出院。這個恩情,我們永遠不會忘記。”
 
  1973年,周恩來總理病重即將住院前,得知杜穎再一次發病,再次指示,再次救回。
 
  但侯御之不久也病倒了,1981年,“晚期肺癌,驚動了當時的總書記親自批示,像杜重遠夫人這樣的遺孀,已沒有幾位,請務必醫救。上海醫務界成立特別搶救小組,媽媽經歷特大手術,在國外也禁刀的情況下,手術成功。”杜毅說,母親奇跡般存活18載,連國外醫生也感到驚訝。
 
  “是黨給予我們第二次、第三次生命。”此后歲月,侯御之盡管身患絕癥,長期臥床不起,卻盡力頻頻在重要紀念日發表文章,或派女兒代表自己參加活動。正如杜毅所述,媽媽左肺全切、右肺肺氣腫,喉返神經被切除,氣管不能正常關合,每吃一頓飯,咳嗆得汗淋窒息……但從改革開放后,直至自己臨終前,侯御之靠在氧氣袋上,寫下很多感人文章,愛國為國,殷切呼喚。
 
  就比如,和張學良再一次開啟,長達10年的交往。
 
  “大公無我”
 
  侯御之的大姐一家,后來去了臺灣。
 
  再后來,大姐晚期肺癌,處半昏迷狀態,“可每當聽到電話或門鈴響,仍會側耳凝神,似在期待留在大陸38年未見的親人,會突然出現在她生命的暮靄”。
 
  血肉至親。故土難忘。老友情深。
 
  侯御之句句心聲:“敵人將重遠從我和孩子們身邊奪走了,但永遠無法從我們心中奪走。重遠曾為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作了大量工作,沿著他的遺愿,我將和兒女們,和大家為海峽兩岸的月圓,作出不懈的努力。”
 
  1990年6月8日,侯御之在《解放日報》發文《遙祝良辰》,祝張學良90壽辰。
 
  她表示,我們無時不在關注著張將軍的一切情況,希望著相聚言歡的日子。
 
  4個月后,回信來了:“毅、穎賢侄女:很高興收到戴吾明先生轉來的書信一封,欣悉《杜重遠文集》已出版,我的確希望能先睹為快。并請代為問候令堂。祝萬事如意,身體健康。張學良。”
 
  侯御之看出,正文是趙四小姐(趙一荻)用鋼筆代寫,簽名是毛筆字,是漢卿手跡。
 
  1993年,侯御之又患甲狀腺癌。杜毅記得,壓迫得脖子都紫了,透不過氣來。就在這樣的病況中,1995年12月12日,“西安事變”紀念日,侯御之依舊不忘,在《光明日報》發文《清明雨——兼致張學良將軍》。
 
  她文筆細膩,寫自己長臥病榻,看不清雨絲,但見風過葉搖處,滴下翠翠雨珠,碎了又圓,圓了又碎。她感情真摯,寫清明雨的悲歌,漢卿先生當能與我同聆同感,“漫漫半世紀,我亡魂無處祭,您有墓不得掃。炎黃后代,為人妻為人子者,哀憾莫過于此”。
 
  赤子之心抱病盼圓,拳拳之意遣女引資,侯御之與女兒們與杜重遠,人間天上,心意相通。姐妹倆最早曾涉足房地產,被侯御之堅決制止,認為對國家貢獻不大,于是精心選擇了國家當時急需突破瓶頸局面的水電供應領域,知難而進。帶病引資期間,杜穎兩度病危。媒體報道稱《董事長忘我引資,院領導一飯三哺》。聞者贊嘆,杜穎有其父烈士風范。
 
  1996年,赴美在加州談完引資項目后,杜毅飛赴夏威夷,代母、也帶著父親的心愿,前往拜見95歲的張學良。侯御之在親筆信中說,“今派女兒來看望您同夫人,以償還我與重遠半個世紀以來的心愿”。
 
  讀信,張學良“感慨長嘆,默然良久”。
 
  又特地握著老友女兒的手,主動提出拍一張合影,叮囑杜毅帶給侯御之看。
 
  在杜氏姐妹精心制作的一本臺歷中,有這張合影。張學良坐在輪椅上,杜毅站在側旁,兩人面對鏡頭,笑意盈盈。杜穎在圖片說明寫道:“在晨曦輪椅的海邊,給張叔叔一個驚喜。”“姐姐呈上媽媽給他和趙四姨的信和情侶手表,他欣然接納,高興地拉住姐姐的手,囑咐攝影師拍下照片,帶回,以慰媽媽于病中。”
 
  一個月后,侯御之在《人民日報》發表署名文章《愿河山如畫——寫于西安事變六十周年紀念》,專門提及此事,“慰我于床畔,慰重遠于地下,也是帶回他對祖國親人的問候”。
 
  侯御之特別感動的是,張學良為杜重遠百年誕辰題的四個字——“大公無我”。
 
  “誠如重遠生前所說:‘我與漢卿相識頗早,相聚倏忽,相知頗深。’”侯御之久久縈繞這四個字,“心潮起伏,垂垂殷念:愿我的兒女和所有后來人,都能記住這樣的精神,多一分壯舉,少一分私心,家園常綠,河山如畫。”
 
  “赤子之心”
 
  類似的話,侯御之在1998年再次強調:“此行之際,我想讓重遠一生為國忘家的事跡留給后人。”
 
  那是她行將遠行、向黨告別的最后話語。
 
  這年是杜重遠誕辰百年。5月8日,侯御之在《解放日報》發文《重遠音容伴我生》,動情寫道:“重遠生前常說的一句話是:‘國有興亡,匹夫有責’,他身體力行詮釋了這句古訓,做了他應做的事,只是悲嘆他壯志未酬,英年被害,沒能做出更多的貢獻,而黨和國家卻給予我和子女如此多的關愛和照顧。在紀念重遠百年誕辰的日子里,我感受最深的是:黨的念舊和不忘同路人。”“我不愿向你們告別,我很留戀大好河山、溫馨社會和兒女們的孝心,我會盡可能地放慢腳步,慢慢走……”
 
  6月21日,侯御之與世長辭。
 
  杜毅含淚而述——她抓住媽媽與死神作拉鋸戰的間隙,將媽媽的話語心意,斷斷續續抄寫在小紙片上:“回顧往事,不禁悲從中來,夫離子散,家破人亡,這是國家蒙難所帶來的必然后果,‘覆巢之下,焉有完卵’,我和子女們無悔無怨。”
 
  經特批,侯御之與杜重遠在宋慶齡陵園合葬。
 
  杜重遠、侯御之離去后,黨和政府繼續溫暖著杜氏姐妹。2006年,淮海路上的“杜重遠故居”隆重揭牌。杜毅聽媽媽說過,1933年3月25日,杜重遠、侯御之在此戴上婚戒,舉辦婚禮。也是在這里,地下黨“麻將桌”開會,侯御之智退特務、浪人,人贊“女中諸葛”。杜重遠還常與宋子文、孫科、熊式輝、杜月笙、黃金榮、閻錫山、李宗仁、白崇禧、傅作義、陳布雷等在此商議,聯手振興實業,籌措抗日經費。“他又常在聚餐時,有意講一些見聞。比如,日軍轟炸上海,難民營里一賣花幼女,死在敵人的彈片下。這深深觸動了在場的家眷們。”
 
  杜重遠經常宣講的一句話是,“家不合,外人欺”。
 
  杜毅一直記得,當年初回上海,有一天,她溜出大鐵門,在人行道上騎車玩,“當時這里是霞飛路1881號”,她看到不遠處的武康大樓,有電車在那里轉。待她騎車繞回,見一位行人帶著一位小男孩,站在大鐵門外。“那人注視著我,又彎腰對小男孩說:‘看見么?騎童車的女娃娃,就是那位我常與你說起的抗戰愛國烈士杜重遠的女兒。’男孩好奇地朝我看。那位路人忽然招手要我到他身邊,和藹地對我說:‘回去告訴你媽媽,我們都很懷念你的爸爸,向你爸爸致敬。’”
 
  愛國者,人民不應忘記,也不會忘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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