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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共產黨宣言》中文首譯本誕生記
日期:2018-11-27 16:18:54  來源:北京日報    字號: T | T

  董少東
 
  1848年2月24日,英國倫敦一家印刷廠運出一批小冊子,單本只有23頁。從此,共產主義——這個在歐洲橫空出世的“幽靈”,開啟了它改變世界歷史進程的序幕。
 
  72年后,浙江義烏分水塘的一間茅屋中,微弱的燭光下,一位29歲的青年全神貫注,字斟句酌,這樣一本小冊子正在一字一句地變成方塊字。手中的粽子蘸在墨汁中,青年渾然不覺,吃得滿口盡墨,還贊說“甜”。
 
  真理的味道,當然甜!這個青年叫陳望道,他正在翻譯的小冊子是《共產黨宣言》。
 
  “有一個怪物,在歐洲徘徊著,這怪物就是共產主義。”“萬國勞動者團結起來呵!”這些極富時代語言特色的譯文,與我們今天看到的版本并不完全一致,但是,這些方塊字閃耀著《共產黨宣言》的光芒,為暗夜中的中國照亮了前路。
 
  今日的中國,讓這光芒更加耀眼。
 
  南陳北李
 
  1919年6月11日,陳獨秀在北京被京師警察廳逮捕了。
 
  那天,陳獨秀正在北京街頭散發《北京市民宣言》。這份《宣言》由他主創,內容是五四運動的延續:要求政府取消中日密約,不拋棄山東經濟權利;將徐樹藩、曹汝霖等6人免職;取消步軍統令及警備司令;給予市民集會、言論自由權,并警告如不答應要求,將采取行動。
 
  結果,“西服白帽”的陳獨秀被暗探早早盯上,在“新世界”游藝場被捕。
 
  三天前,即6月8日,陳獨秀在《每周評論》上發表了《研究室與監獄》一文,鼓勵青年們“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,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,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。”
 
  沒想到一語成讖。
 
  這是陳獨秀第一次被捕入獄。此時的他,思想激進,呼喚變革,但其實還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,他的被捕,是因為他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領導者的惹眼地位。陳獨秀在運動中的地位,毛澤東評論為“五四運動的總司令”。
 
  非但是陳獨秀,那時的中國,其實也還沒有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。
 
  1848年2月24日,《共產黨宣言》在英國倫敦互倫街19號哈里遜印刷所出版,這是一本23頁的裝幀簡陋的德文小冊子,印數僅幾百冊,但它是科學共產主義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,是世界共運史上公認的科學共產主義的“出生證書”,標志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揭開了序幕。
 
  不過,馬克思、恩格斯的名字和《共產黨宣言》第一次為中國人所知,卻還要等上半個世紀。
 
  1899年2月,上海的《萬國公報》刊發了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翻譯的《大同學》,文中寫道:“其以百工領袖著名者,英人馬克思也(馬克思長居英國,文章誤認他為英國人)。”這是目前發現的最早的中文“馬克思”。
 
  那時的中國,剛剛經歷了甲午戰爭的慘敗和戊戌變法的失敗。為尋找救國救民的道路,很多有識之士從西方的社會學說、思潮中探尋。《共產黨宣言》的思想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傳入中國的。但是,且不說《大同學》一文的原作本意在推崇宗教、批判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學說,僅僅這樣零星的轉述,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自然沒有什么反響。
 
  最先注意到《共產黨宣言》蘊含力量的,倒是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者。
 
  19世紀末,資產階級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在流亡歐洲時,也曾學習和研究過《共產黨宣言》。孫中山1896年倫敦蒙難之后在英國留居近1年。其間,他常常到大英博物館研究歐洲社會主義運動。正是在這里,孫中山第一次知道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及其活動情況,并第一次讀到了《共產黨宣言》等馬克思主義著作。這對他形成三民主義思想影響深遠。
 
  在孫中山的影響下,資產階級革命派大力宣傳《共產黨宣言》思想。梁啟超、朱執信、宋教仁、葉夏聲、廖仲愷等先后撰文,介紹《共產黨宣言》及共產主義運動。但那時的翻譯都是片斷的,有許多不準確甚至謬誤可笑的地方,像朱執信,他將宣言中“全世界無產者,聯合起來”,譯成了半文不白的東西:“嘻,來。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奮也!”
 
  此后,中國早期的先進知識分子先后在《民報》《天義報》《譯書匯編》《德意志革命家小傳》《新世界》等書刊上介紹了《共產黨宣言》及其思想,但仍是零星片段式的摘譯。馬克思的中文譯名,還有麥客士、馬克司、馬陸科斯、馬爾克等等,不一而足。如果不了解馬克思主義,光看這些文章,恐怕很難想到這些名字都是一個人。
 
  馬克思主義也是被當做西方眾多學說之一,并沒有受到特別的重視。包括陳獨秀,在五四前期還把社會主義和人權論、進化論并列為“近世三大文明”。
 
  直到“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”。
 
  十月革命向全世界宣告了嶄新的社會制度已成為現實,開辟了人類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新時代,并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傳遍世界,也傳到了中國。在這一時期,最早介紹《共產黨宣言》并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是李大釗。
 
  1917年冬,李大釗應聘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。此后,他迅速在進步青年中開展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活動,在圖書館大量擴充馬克思主義書籍,包括外文本的馬克思主義原著。
 
  1918年11月,在慶祝一戰勝利的講演會上,李大釗發表了著名的演講《庶民的勝利》。演講結束后,李大釗又為《新青年》寫下了《Bolshevism(布爾什維克)的勝利》一文。文中,他不僅把社會主義、布爾什維主義、民主主義等列為真正的勝利者,還指出俄國革命者是“奉德國社會主義經濟學家馬克士(馬克思)為宗主的”,他們要聯合世界的無產者,創造以自由鄉土。文末,他激昂地宣稱:“試看將來的環球,必是赤旗的世界!”
 
  因為五四運動的發生和陳獨秀被捕,原本該在5月份出版的《新青年》第六卷第五號,延期到當年10月才正式出版。李大釗編輯的這期《新青年》,也就是著名的“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”。
 
  陳獨秀坐監的時候,身為好友的李大釗沒閑著。他除了為營救陳獨秀四處奔走外,還完成了一篇對自己和中國日后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的著作——《我的馬克思主義觀》,發表在“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”上。
 
  《我的馬克思主義觀》對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基本原理做了系統而簡明的介紹,文中在第五、第六部分重點介紹和摘譯了《共產黨宣言》。
 
  原北京中共黨史學會會長張靜如認為:“1919年下半年是李大釗思想急劇變化的時期。到1920年初,他就基本上從一個民主主義者成長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。”
 
  在《新青年》“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”出刊前不久,9月17日,在社會各界的強烈關注和呼吁下,坐了98天牢獄的陳獨秀終于出獄了。
 
  在獄中,陳獨秀的腦子也沒閑著。他仔細思考了中國革命的方向和道路,并對社會主義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和思考。黨史研究者一般認為,五四運動前后,甚至1919年6月的被捕,是陳獨秀思想向馬克思主義演變的開始。
 
  陳獨秀雖然出了獄,卻還在軍警的監視下。自己家里沒法住,他先是躲到胡適家,后來又在李大釗家里住了一段日子,終究不是長久之計。1920年初,他和李大釗商量,決定到上海去。
 
  為了能讓陳獨秀安全離京,李大釗雇了一輛小騾車,化裝成生意人把陳獨秀護送到天津。
 
  陳獨秀頭戴氈帽,借了件廚師的背心穿上,油跡滿衣,光著發亮。陳獨秀坐在騾車里面,李大釗跨在車把上。沿途住店一切交涉,都由李大釗出面辦理,不要陳獨秀張口,以免漏出南方人的口音。兩人一路順利地到了天津,陳獨秀坐船前往上海。
 
  一年后,中國共產黨成立,中共黨史上有了“南陳北李,相約建黨”的佳話。
 
  陳獨秀此番南下,隨身帶著一本《共產黨宣言》的英文本。這是他特地從北京大學圖書館借出的。這本共產主義運動的政治綱領,當時在中國還沒有完整的全譯本。陳獨秀帶的這本書,成了《共產黨宣言》中文首譯本的底本之一。
 
  非杭州陳望道莫屬
 
  1920年2月中旬,陳獨秀乘坐的外國輪船到達上海,在朋友們的張羅下,他住進了老漁陽里2號。這是一幢坐北朝南的兩層樓磚木結構的石庫門住宅,原是安徽都督柏文蔚的居所,人稱“柏公館”,而陳獨秀住進老漁陽里2號也頗有因緣,他曾一度擔任柏文蔚的秘書長,實為舊交相知。
 
  《新青年》也隨著陳獨秀遷回上海。老漁陽里2號二樓的廂房為陳獨秀、高君曼夫婦的臥室,一樓的廂房和客廳成了《新青年》編輯部的辦公室,也是會客、開會的地方。
 
  陳獨秀回到上海后,便邀請在上海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幾位同仁商量《新青年》復刊之事。參與商談的有《星期評論》的編輯李漢俊、《民國日報》副刊《覺悟》的編輯邵力子等人。時隔不久,李達從日本回國,也被邀請協助做編輯工作,并入住老漁陽里2號樓上房間。
 
  其中,李漢俊是在滬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主將,成了陳獨秀家的常客。
 
  李漢俊1915年留學日本,考入東京帝國大學土木工學科,在日本接觸到馬克思主義,與日本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河上肇有師生之誼。經他介紹入黨的著名作家茅盾曾感慨地回憶說,如果不從事革命,李漢俊“穩穩當當可以做個工程師”,但他卻偏偏做出了迥異常人的人生選擇,成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之一、中共“一大”代表。
 
  李漢俊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核心陣地是他擔任編輯的《星期評論》。從1919年6月創刊到1920年6月被迫停刊,僅僅一年時間,《星期評論》就發表了50篇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,其中有38篇為李漢俊所作。
 
  李漢俊又把《星期評論》的主編戴季陶引見給陳獨秀。
 
  眾所周知,戴季陶早年就追隨孫中山,為國民黨元老之一,以堅定“反共”著稱,在國民黨內“反共最早,決心最大,辦法最徹底”。但早年的戴季陶,思想激進,曾對馬克思主義抱有極大熱忱。
 
  戴季陶和李漢俊都有留日背景,兩人在上海相遇后一見如故。當時國內宣傳馬克思主義的著名刊物為北京的《每周評論》,由陳獨秀、李大釗等人主編,很受讀者熱捧,戴李二人也經常閱讀。二人便商議也在上海創辦一個雜志,名為《星期評論》。從名稱上可以看出,該雜志有與《每周評論》遙相呼應之意。就在五四運動前后,經過孫中山的同意,戴季陶在上海與李漢俊、沈玄廬正式創辦了《星期評論》,并作為國民黨機關報《民國日報》系列刊物,由戴季陶任主編。
 
  戴季陶自己也撰寫了不少文章,著力于宣傳愛國主義思想,宣傳社會主義思潮,對共產主義也作了廣泛介紹。他還稱贊馬克思和恩格斯是“天才”,稱馬克思是“近代經濟學的大家”“近代社會運動的先覺”等。
 
  戴季陶還曾為中共的創建做了不少前期準備工作,參加上海“馬克思主義研究會”,參與起草《中國共產黨綱領》,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在上海成立時,戴季陶的住址即團址,對外掛“外國語學校”……但他最終沒有參加中共。他不贊同階級斗爭,反對工人運動,在馬克思主義最根本的原則上就不能認同。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立時,戴季陶選擇與共產主義分道揚鑣,轉身同張靜江、蔣介石等共同經營投機生意。慘敗收場后,他輾轉回到孫中山身邊。
 
 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戴季陶的轉變是如此徹底,不久前還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,這時成了堅決的反共派。即便是孫中山提出“聯俄、聯共、扶助農工”三大政策時,戴季陶仍進言反對,甚至曾揚言要把中國共產黨人斬盡殺絕,絕不養虎遺患。后來,他直接充當了蔣介石的理論寫手和幕后參謀。1949年2月11日,國民黨政權敗局已定,大廈將傾之時,戴季陶在廣州服藥自殺。
 
  1920年,初見陳獨秀時,戴季陶還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積極傳播者,對陳獨秀更是不吝敬仰之詞。陳獨秀對戴季陶宣傳馬克思主義及創辦《星期評論》也大為嘉許。戴季陶住在老漁陽里6號,與陳獨秀的住處非常近,兩人幾乎朝夕相處,極為親近。
 
  彼時,戴季陶正在為一個夙愿物色人選。
 
  留學日本期間,戴季陶曾經閱讀過日文版的《共產黨宣言》,為之擊節贊賞。創辦《星期評論》后,他翻出了自己在日本購買的《共產黨宣言》,想將其翻譯成中文,在《星期評論》上刊載。但再讀之下,戴季陶深感力不從心,知難而退。
 
  《共產黨宣言》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綱領性文件,包含極其豐富和深刻的思想內容,文字也極為優美、精煉,能準確譯出已非易事,要做到文字傳神就更難了。就連恩格斯都說:“翻譯《宣言》是異常困難的。”
 
  精通德語、英語、日語等《共產黨宣言》主要版本語言之一、擁有較高的中文文學素養、具備較高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,同時滿足這三個條件才有可能翻譯《共產黨宣言》。放眼當時中國的早期馬克思主義者,區區數十人,誰有這個資格?
 
  邵力子給戴季陶推薦了一個小同鄉:“能承擔此任者,非杭州陳望道莫屬。”
 
  當時邵力子是一位“包了一輛黃包車奔走于上海灘各界的忙人”。他與陳望道原先就有書信往來。陳望道又常為《民國日報》的《覺悟》副刊撰稿。所以,邵力子是了解陳望道的外語、漢語和學術文化功底的。
 
  在這里需要補充說明的是,還有幾個名字,原本有機會早于陳望道留在馬克思理論譯介史中。
 
  其一是李伯嘉,又名李澤彰,北京大學經濟系學生。五四運動學生領袖許德珩所寫的《國民雜志的問世》一文,這樣記載:《國民》雜志第五期上還發表了《共產黨宣言》的前半部,這是《共產黨宣言》介紹到中國來的第一個譯本。譯者為李澤彰,全書已經譯完,因限于《國民》雜志的篇幅,只能陸續發表。前半部出版后,胡適特地把李澤彰找去,說:“你快畢業了,畢業后你還做不做事?你要做事就不要再登下去;如要出風頭,那你就登下去!”由于胡適的威脅利誘,李澤彰抽出譯稿的下半部不敢登下去了。
 
  其二是羅章龍。1920年初,在北京大學讀書的羅章龍加入了北京馬克思主義研究會。據羅章龍回憶,研究會成立了翻譯室,下轄英文、法文及德文三個翻譯組。羅章龍所在德文組曾用德文本翻譯過《宣言》。當時,由于受條件限制,譯本為油印本,僅在內部傳閱。
 
  但是,無論李澤彰譯本還是羅章龍譯本,都沒有正式出版,很難說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的作用。這兩個版本的翻譯質量與陳望道譯本更無從比較。總之,在《共產黨宣言》中文首譯這個節點上,歷史選擇了陳望道。
 
  邵力子推薦了陳望道,而且親自寫信,替《星期評論》約稿,請他翻譯《共產黨宣言》。隨信寄去了戴季陶的《共產黨宣言》日文版和陳獨秀帶來的英文版。
 
  陳望道果然不負重望。
 
  真理的味道
 
  1920年,陳望道29歲,還不是復旦大學任職最長的校長,還沒有寫出《修辭學發凡》、主編《辭海》這樣的皇皇巨著,還不是中國語言修辭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……這時的陳望道,只是一個留日歸來的青年學者、剛剛離職的師范學校教師。就是陳望道這個名字,也剛使用不久,他原名陳參一。
 
  陳參一出生于浙江義烏河里鄉分水塘村,自幼聰慧,1915年留學日本。在《陳望道自述》中,他這樣形容自己的求學之路:“我是在農村讀國文,繡湖學數學,金華攻理化,之江習外語,到了日本,則幾乎從自然科學到社會科學無不涉獵。”而最后,“轉而逐漸形成以中國語文為中心的社會科學為自己的專業。”
 
  據曾長期擔任陳望道秘書的鄧明以回憶:陳望道“在日本留學期間,一邊勤奮學習哲學、文學、法律等社會科學以及物理等現代科學知識,一邊在課余刻苦鉆研馬克思主義著作。”“早在五四之前就接受了進步文化的熏陶,接觸了馬克思主義。”
 
  1919年5月,陳望道回國,受聘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國文教員。時值五四運動風起云涌,陳望道與進步師生一起積極投身于五四運動。他和夏丏尊、劉大白、李次九一起提倡白話文、反對舊道德、舊文學,提倡新道德、新文學,被人稱為“四大金剛”。陳望道年輕氣盛,性格火暴,還有個“紅頭火柴”的外號。也就是在那時,他把自己的名字改為陳望道。
 
  陳望道啟用新名字時間不久,就成了文化教育界的一位風云人物。他積極投身浙江五四運動,而且在教育界引起軒然大波的“一師風潮”也是中心人物。
 
  所謂“一師風潮”,緣起于浙江第一師范有個學生施存統(音樂家施光南的父親)寫了篇文章,題目是《非孝》,這篇文章在陳望道的指導下發表在《浙江新潮》上,抨擊封建禮教。浙江當局視這篇文章為洪水猛獸,強扣以“非孝、廢孔、共產、公妻”的罪名,查封《浙江新潮》,對浙江第一師范的校長經亨頤撤職查辦。此令受到一師校長和全校師生的堅決反對,爆發了“一師風潮”。
 
  “一師風潮”得到全國文化教育界聲援,浙江當局被迫收回成命。不過經過此事后,經亨頤還是離職了。“紅頭火柴”陳望道表示與校長同進退,主動離職,回了老家。
 
  經過“一師風潮”,陳望道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鍛煉。在《談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勝利》一文中,他回憶,“一師風潮”后,“不久就有了更高的判別的準繩,也就有了更精的辨別……這更高的辨別的準繩,便是馬克思主義。”
 
  陳望道接到《星期評論》約請他翻譯《共產黨宣言》的來信,可以說正中下懷。
 
  1920年的早春,山區的氣候還相當寒冷。陳望道躲進分水塘老屋附近的一間僻靜的柴屋。端來兩條長板凳,上面橫放著一塊鋪板當做書桌,在泥地上鋪上幾捆稻草當做凳子。入夜后,點上一盞油燈,借著昏暗的燈光,埋頭翻譯。當時的工作條件十分艱苦,柴屋因經年失修破陋不堪。尤其到了晚上,春寒料峭,刺骨的寒風透過四壁漏墻向他襲來,常常使他凍得手足發麻。但他只是憑借柴屋里簡單的用具,以及老母親給他送來的每日三餐菜飯,夜以繼日,孜孜不倦。
 
  鄧明以在其所著的《陳望道傳》中詳細描述過陳望道蘸墨汁吃粽子這個故事的細節:
 
  母親見他夜以繼日地埋頭工作,身軀漸見消瘦,心疼極了,特地包了幾個粽子,讓他補一補身子。義烏盛產紅糖,母親將粽子端至柴屋時還隨帶送上一碟紅糖讓他蘸著吃。稍待片刻,母親在屋外高聲問他,是否還需添些紅糖時,他連連回答說:“夠甜夠甜了。”一會兒母親進來收拾碗碟,只見他吃了滿嘴的墨汁,禁不住哈哈大笑起來。原來陳望道只顧全神貫注地譯作,竟全然不知蘸了墨汁在吃粽子。
 
  陳望道對翻譯工作相當嚴謹仔細,為使譯文準確符合原意,他不時翻閱著《日漢詞典》《英漢詞典》,斟詞酌句,一絲不茍。
 
 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黨委常務副書記周曄在他的最新研究中發現,陳望道在翻譯過程中,發現日文翻譯中的一些錯誤。如《共產黨宣言》中的Bourgeois和Proletarians兩個詞,日文版中譯作“紳士、平民”,陳望道斟酌之后譯為“有產者、無產者”,這種譯法顯然更符合《共產黨宣言》的主旨。
 
  從陳望道翻譯的《共產黨宣言》里,隨處可見一些開啟白話文修辭學風氣的精彩語句,如“宗教的熱忱,義俠的血性,兒女的深情,早已在利害計較的冰水中淹死了。”“凝結的散作煙云,神圣的墮入穢褻。”表現出了顯著的中國特色。
 
  同時,陳望道翻譯《共產黨宣言》時,白話文運動方興未艾,漢語的書面表達正處在由文言文向白話文過渡,有些詞句的表達方式與現在的文字不盡相同。留下了鮮明的時代烙印。比如《共產黨宣言》的第一句,現在人們耳熟能詳的是:“一個幽靈,共產主義的幽靈,在歐洲游蕩”。而陳望道譯作:“有一個怪物在歐洲徘徊著,這怪物就是共產主義。”
 
  “怪物”一詞,似乎略有貶義,但在當時的語境下,卻是一個準確的翻譯。1932年版華崗譯《共產黨宣言》,第一句是這樣的:“有一個怪物正在歐洲徘徊著——這怪物就是共產主義”——幾乎與陳望道譯本一樣。在這之后,還有過“巨影”“魔怪”“怪影”等眾多的譯法。
 
  用“幽靈”比喻共產主義,最早出現在1943年博古翻譯的《共產黨宣言》中,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借鑒。博古把這句話翻譯為:“一個幽靈在歐羅巴躑躅著——共產主義底(的)幽靈。”又有些不夠通俗了。
 
  當然,翻譯講究信達雅,譯作的文學水平見仁見智。以今天的眼光來看,陳望道翻譯的《共產黨宣言》,不但較為準確地表達了原著的含義,而且呼應了當時的文學改革運動,通篇以現代白話文譯出,文字簡明流暢,通俗易懂。
 
  《共產黨宣言》全篇譯文不足兩萬字,但陳望道“花費了平時譯書的五倍功夫”,用了大約一個月時間。他小心翼翼地把那一疊字斟句酌的譯稿裝入紙袋,抱于胸前,出得屋來。
 
  正是谷雨時節,天地間春花燦爛,新生萌動。
 
  對中國做了一件好事
 
  陳望道完成《共產黨宣言》的翻譯,沒等他給《星期評論》投稿,卻先收到了《星期評論》發來的電報。電報并非催稿,而是邀請他去上海任該刊編輯。于是,陳望道帶著《共產黨宣言》的中文譯稿,于1920年6月興沖沖地趕到了上海。
 
  沒想到,陳望道到《星期評論》報到的第二天,這本雜志被國民黨當局停刊了。這讓戴季陶也大感意外。他原本打算應孫中山之邀前往廣州,請陳望道來是代替自己主編《星期評論》。前一天見到陳望道,還在“大哭,說舍不得離開這個刊物”,結果,這一“哭”,提前哭了《星期評論》的夭亡。
 
  陳望道沒當成《星期評論》的編輯,但是不要緊,陳獨秀邀請他到了《新青年》。《共產黨宣言》中文首譯本的出版遭遇波折,未嘗不是好事。陳望道翻譯《共產黨宣言》是受《星期評論》之邀,但最終,這本共產主義運動的政治綱領,沒有在國民黨的刊物上首發,還是經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之手出版。
 
  陳望道把他翻譯的《共產黨宣言》交給了陳獨秀和李漢俊,請他們進行校閱。
 
  陳獨秀看罷《共產黨宣言》的首個中文版,大加贊賞,決定以“上海社會主義研究社”的名義出版,列為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的第一種。
 
  譯稿已校好,出版機構也定了,就差出版經費了。恰在此時,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和俄籍華裔楊明齋,經李大釗介紹來到上海,與陳獨秀聯系中國的建黨問題。維經斯基聽說要出版中文版的《共產黨宣言》,自然鼎力支持,立即資助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建立了一個小型印刷廠——又新印刷廠,取義于“日日新又日新”。又新印刷廠承印的第一本書,便是《共產黨宣言》。
 
  1920年8月,陳望道翻譯的《共產黨宣言》最早中譯本在上海問世。它豎排平裝,略小于32開本,全書共56頁,用5號鉛字排印;封面為淺紅色,有馬克思半身坐像,印著“馬格斯(按即馬克思)安格爾斯(按即恩格斯)合著”“陳望道譯”“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第一種”字樣。
 
  封面上最醒目的書名,卻有一個更醒目的錯誤:由于又新印刷所排字工人的疏忽,“共產黨宣言”被誤印成“共黨產宣言”。這卻為后人鑒別《共產黨宣言》最初版本提供了依據,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共早期組織的艱苦和簡陋。
 
  陳望道翻譯的《共產黨宣言》,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首次以完整形式在我國出版。為此,1920年8月17日,維經斯基在給共產國際的信中說:“中國不僅成立了共產黨發起小組,而且正式出版了中文版的《共產黨宣言》。中國革命的春天已經到來了。”
 
  陳望道后來在回憶:“第一版印了千把本,奉送。”其中一本通過周作人送給了魯迅先生。周作人曾回憶,魯迅接到書后,當天就翻閱了一遍,并稱贊:“這個工作做得很好,現在大家都在議論什么‘過激主義’來了,但就沒有人切切實實地把這個‘主義’真正介紹到國內來,其實這倒是當前最要緊的工作。望道在杭州大鬧了一陣之后,這次埋頭苦干,把這本書翻譯出來,對中國做了一件好事。”
 
  到9月,為了滿足讀者需求,《共產黨宣言》推出第二版,再印了1000本。封面書名的排字差錯被糾正過來,封面底色也由紅色改為藍色。
 
  此后,伴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,《共產黨宣言》的影響越來越大。平民書社、上海書店、國光書店、長江書店等出版機構紛紛再版,僅平民書社在1926年1月至5月就重印了十次,累計重印了17次。國共第一次合作的北伐戰爭期間,《共產黨宣言》印的更多,隨軍散發,幾乎人手一冊。
 
  《共產黨宣言》的翻譯、傳播過程始終與中國革命歷程緊密相隨。1927年,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。中國共產黨人和廣大革命者面臨著兇險的處境,《共產黨宣言》也成了能招致殺頭大禍的禁書。但是,正如前赴后繼、一往無前的中國共產黨人一樣,《共產黨宣言》在白色恐怖之下,仍在廣為傳播并發揮著巨大的影響力。
 
  和中國共產黨人一起經歷了腥風血雨,留存下來的陳望道譯本《共產黨宣言》彌足珍貴。
 
  《共產黨宣言》中文首譯本的第一版,也就是錯印成《共黨產宣言》的1920年8月版,當時只印了1000本,目前全國發現的僅11本。幾乎每一本書發現的背后都有一段故事。有的是冒著砍頭危險偷偷保存下來的,有的是冒著戰火從倒塌的房屋山墻中搶出來的。魯迅紀念館藏本,就是當年陳望道送給魯迅先生的原版。
 
  信仰共產主義終身不變
 
  幾乎就在《共產黨宣言》中文首譯本出版的同時,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立,陳獨秀任書記,陳望道不但是八名成員之一,還任勞工部部長,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一批黨員。
 
  一年后,中共“一大”召開,中國共產黨成立。最早的中共黨員之一陳望道,人在上海,參與了“一大”籌備,也被選為“一大”代表,卻與這個開天辟地的歷史事件擦肩而過。
 
  據陳望道回憶,他未參加“一大”,主要是因為不滿陳獨秀的家長制作風。在籌備“一大”期間,陳獨秀和李漢俊因經費問題發生爭執,牽扯到陳望道。陳獨秀指責李漢俊和陳望道要奪權,想當書記,并把這樣的言論以書信散發,影響很壞。
 
  陳望道本就有“紅頭火柴”之稱,脾氣暴,點火就著,與陳獨秀爆發了激烈爭吵,憤而分道揚鑣,并提出脫離組織,因此未能參加“一大”。
 
  不過,陳望道并沒有馬上脫黨,他還被任命為中共上海地方委員會的第一任書記,次年參加了中共“二大”。
 
  1922年下半年,陳望道正式提出辭呈。
 
  1923年8月5日,上海地方兼區執行委員會召開第六次會議,中央委員毛澤東代表中央出席指導,他在會上建議:對邵力子、沈玄廬、陳望道的態度應緩和,勸他們取消退出黨的意思。見證此事的茅盾曾著文回憶:“黨組織又決定派我去向陳、邵解釋,請他們不要退出黨,結果邵同意,陳卻不愿。他對我說:‘你和我多年交情,你知道我的為人……我信仰共產主義終身不變,愿為共產主義事業貢獻我的力量。我在黨外為黨效勞也許比黨內更方便。’”
 
  此后,陳望道就從一位革命者轉而從事文化教育工作,終成一代語言學大師。
 
  他也確如自己所言,不在黨內也沒有放棄共產主義信仰,繼續為黨工作。革命年代,中國共產黨先后在上海創辦上海大學、中華藝術大學,陳望道都受邀出任校領導,以黨外身份為黨工作。
 
  1952年11月,陳望道為復旦大學校長,從1952年至1977年。陳望道是復旦大學任期最長的校長。他以非中共人士的身份,參加各種社會活動。但他畢竟是中共最早的黨員之一,總希望有朝一日回到組織。特別是1956年元旦,毛澤東主席在上海會見了他,作了長談,回溯往事。這更使他強烈地希望重返中共。
 
  陳望道向中共上海市委透露了自己的心愿。他的資歷、身份,非同一般中共黨員。中共上海市委馬上向中共中央作了匯報。毛澤東主席非常了解陳望道的歷史和為人。他說:“陳望道什么時候想回到黨內,就什么時候回來。不必寫自傳,不必討論。可以不公開身份。”
 
  就這樣,陳望道于1957年6月重新回到黨組織的懷抱,成為中共特別黨員。入黨之后,他沒有公開中共黨員身份。直至1973年8月,他作為中共“十大”代表出席會議,他的名字出現于代表名單之中,人們才驚訝地得知他是中共黨員。
 
  1977年10月29日,陳望道逝世,享年86歲。1980年1月23日,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根據黨中央的指示精神,在上海市革命公墓隆重舉行了為陳望道同志骨灰盒覆蓋黨旗儀式。
 
  我們都是您教育出來的
 
  《共產黨宣言》中文首譯本面世一年后,中國共產黨成立。兩次印刷的兩千本《共產黨宣言》,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作了重要的理論準備。中共早期領導人和黨員,無不是這本書的讀者和信徒,從中汲取知識和力量。
 
  1936年7月,在延安的窯洞前,毛澤東對來延安采訪的美國記者埃德加·斯諾坦露自己思想成長歷程時,深有感觸地回憶說:“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書籍。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,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。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,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。這三本書是:《共產黨宣言》,陳望道譯,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;《階級斗爭》,考茨基著;《社會主義史》,柯卡普著。到了1920年夏天,在理論上,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,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,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。”
 
  自1920年起,毛澤東一直把《共產黨宣言》作為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首要的必讀書目之一,不僅自己喜歡讀、用心讀、反復讀、重點讀,閱讀次數超過一百遍,對書中的許多精辟論斷幾乎全能背下來,而且一再提醒領導干部和全黨注重學習這部經典著作。
 
  毛澤東閱讀過他逝世前所有的《共產黨宣言》中文版本,甚至在晚年還學習英語,閱讀英文版的《共產黨宣言》。有黨史學者考證,毛澤東最早看到的《共產黨宣言》并非陳望道翻譯的版本,而應該是北京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翻譯的油印版。但很顯然,陳望道版《共產黨宣言》被毛澤東列為對自己影響最深的版本。
 
  周恩來讀到《共產黨宣言》要比毛澤東早。也是在1936年,周恩來對埃德加·斯諾說:“在赴法國之前,我從譯文中讀過《共產黨宣言》。”那是1919年周恩來留學日本期間,他讀到了日本馬克思主義者的譯作。
 
  1920年赴法留學后,周恩來和蔡和森、朱德、鄧小平等人一起學習《共產黨宣言》,蔡和森還翻譯過《共產黨宣言》。
 
  而在新中國成立后的一次文代會上,周恩來見到陳望道,當著代表們的面說:“陳望道先生,我們都是您教育出來的。”這并不是客套,周恩來回國后,始終堅持學習《共產黨宣言》。在他逝世前一年,即1975年在全國人大四屆一次會議上,周恩來又見到了陳望道。他說:“當年長征的時候我就把《共產黨宣言》當作‘貼身伙伴’,如果能找到第一版本的《共產黨宣言》,我真想再看一遍。”陳望道看著周恩來期待的目光,遺憾地搖了搖頭。
 
  周恩來接著說:“這是馬列老祖宗在我們中國的第一本經典著作,找不到它,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心病啊!”就在這一年的秋天,中文首譯本《共產黨宣言》被找到了。而此時,周恩來已經走上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,再也無法翻閱這本激勵他一生的書了。
 
  劉少奇不但是陳望道版《共產黨宣言》的第一批讀者,甚至可以說是陳望道的學生。
 
  1920年夏,劉少奇、任弼時等六人到了上海,準備到蘇聯留學。他們每天到掛著“外國語學校”牌子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所在地,也就是前文所說的戴季陶家,學習馬列主義理論。陳望道經常來這里講課,主講內容就是他翻譯的《共產黨宣言》。剛剛出版的中文版《共產黨宣言》,是他們能夠讀到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著作。
 
  彭德懷是在參加北伐戰爭時讀到的《共產黨宣言》,1928年革命低潮時,他選擇加入中國共產黨。他對斯諾說:“以前我只是對社會不滿,看不到有什么進行根本改革的希望。在讀了《共產黨宣言》以后,我不再悲觀,開始懷著社會是可以改造的新信念而工作。”
 
  在近代,沒有哪一本書能像《共產黨宣言》那樣,如此深刻地影響著百年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,如此深刻地改變中國的命運,持續影響著無數人的選擇,而且還將繼續下去。
(責任編輯:和諧陜西網)
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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